新华社高级记者     吴复民

     纺织担当国家“摇钱树”

　　我1964年从复旦大学毕业进新华社上海当记者，领导就安排我跑纺织。在刚踏上工作岗位时形成的“上海纺织概念”，至今让我刻骨铭心：以1878年开办宝昌丝厂和李鸿章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为标志，上海纺织因孕育了整个近代现代机器工业，而被称为上海的“母亲产业”。1950年上海统计部门公布的一组数据，把纺织业作为上海“摇钱树”的地位推到极致，1949年，上海纺织业在上海工业中的地位几乎高达6、7、8、9，即：当年上海纺织业创造的利税约占全市工业的60%，纺织业产值约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0%，纺织员工约占全市产业工人总数的80%，纺织创汇约占全市工业出口创汇额的90%。整个50年代，纺织业作为上海财政的“第一支柱”，始终担纲着创造就业岗位最多，创造产值、利税、出口外汇稳居第一的“龙头老大”地位。同时，上海纺织业在全国纺织业中同样占据重要地位，人均货币劳动生产率4万余元，高出全国纺织业平均数1/3。

　　进入60年代，上海以建设综合性的工业基地为目标，进行大规模的结构调整和经济建设。纺织工业在上海“一业独大”的局面逐步改观。然而，在整个60年代乃至70年代，由于纺织品始终供不应求，国家自1954年9月起不得不发“布票”实行的计划供应直至1984年才得以取消，因此，纺织业依然有长足的发展，依然是上海财政的“第一支柱”。

　　我至今仍然记得，大型纺织企业那种现代化大生产的壮观场面，让我热血沸腾，产生黄钟大吕般震聩之感，进而以感恩之心记住了：工人阶级是如何创造出物质财富，支撑起社会主义共和国大厦的坚实基础的。同时，我至今仍能清晰地回忆起，在纺织业是“摇钱树”的年代，纺织工人如何昂头挺胸，满脸喜气的。 

　　纺织业变成“苦菜花”

　　“摇钱树”变成“苦菜花”，始于1982年上海纺织行业的实现利润开始下降的时候。经济学家们当时提出“苦菜花”的概念，并不是指纺织业的地位开始跌落，事实上，1980年，上海纺织工业在上海地方工业中仍然是“龙头老大”。说纺织业是“苦菜花”，是比喻它的技术和体能开始衰老，同它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和承担的任务不相适应。经济学家们回顾了它上百年的发展历史，研究了建国以来它的巨大贡献，发现上海纺织工业设备新度系数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危房隐患严重，患了“老化症”、“衰退症”和“虚弱症”，亟待提高素质，这样才能使它与肩负的重担相适应。

　　在“文革”后百废待兴的年代，上海纺织“顶梁柱”的产值、利润在从1977年起的五年间持续以年增长10%的幅度上升，纺织在国民经济中依然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当上海纺织为上海工业和全国纺织工业顶着大梁时，大家似乎习以为常，并不感到什么。而从1982年起它的利润开始下滑，人们顿时感到了压力，因为当时其他工业部门再使劲也补不上这个缺口，纺织“苦菜花”由此成为舆论热点。

　　我认为，1982年上海纺织业产值和利润下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国家考虑到库存积压，有计划地采取了限产措施。这是十分明智的决策。因为产品“睡”在仓库里，是最大的浪费，矛盾暴露出来要比掩盖着好。实际上联合国提供的1982年世界纺织品贸易情况的数字，具有更大的尖锐性：我国出口的棉布、厂丝和真丝织物的数量都占世界首位，然而收到的外汇金额却名列世界第十。上海的棉纺锭子比香港多3倍，但是出口纺织品的换汇金额不到香港的1/4。这些数字的含义是清楚的：我国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卖不起价钱。这棵“摇钱树”的财源并不茂盛，财路也并不亨通，它为国家提供财富，主要靠“以量取胜”，“以廉取胜”。体质虚弱的“苦菜花”，难以继续履行“摇钱树”的职能。

　　我在调研报告中提出，由于“左”的影响和对投入、产出的规律认识不足，多年来上海纺织工业上缴给国家的利、税虽然达到500多亿元，但是它所得到的投入只能补偿整个行业固定资产的折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五年间，国家对上海纺织工业的“投入”超过了前三十年“投入”的总和，但这些“投入”很多花在扩大生产能力方面，还没能着重用于技术更新，以改善基本素质。设备落后的面貌一直改变不大，直接影响了成品质量。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上海生产纺织机械的工厂的基础设备已经很陈旧，在全部金属切削机床中，“超龄”的占40%，精密度因磨损而“失真”的占1/3。用这些“老古董”很难造出高精度的纺织设备。而我国阔幅布机、精梳机、印染后整理设备的少而差，直接制约了高档纺织品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