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制院所的行业共性技术研究不能丢

——专访上海电缆研究所所长魏东

上海国资记者孙玉敏

导读：上海电缆研究所主要是考虑探索“一所两制、双业并举”的新模式，也就是所本部实施现代科研院所制度，下属产业公司实施现代企业制度，使科技服务业与产品制造业并行发展。

上海市政府相关文件明确提出，“企业性质的应用类科研院所应着重提升共性技术研究和服务的水平，围绕产业创新发展，发挥标准制定、技术检测等专业技术服务优势，促进产学研联盟、融合，打造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和研发服务企业”。上海电缆所是第一个被正式批准实行“新型科研院所试点建设”的转制科研机构。该所所长魏东日前就这方面的问题接受了《上海国资》的专访。

行业共性技术研究近年有所缺失

《上海国资》：有人观察过一个现象，自1999年转制后，科研院所获得的国家重大科技奖项明显减少。从电缆所建所以来获得的奖项情况来看，似乎也有类似现象。

魏东：与其要说科研院所获得重大科技奖项减少，倒不如说其关键是这些年来行业共性技术研究的缺失。这个研究工作以前是由国家有关研究机构及科研院所为骨干来完成的，现已成为转制以后面临的新课题。

1999年，国家进行科技体制改革，242家国家部属研究院所由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以下简称为转制院所），国家希望企业成为创新主体，总体想法是好的，但也忽视了另一方面，在《国家科技进步法》中谈到的“国家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和社会公益研究的持续发展”的后二项研究，实际上在我们的行业中未能受到足够的关注，甚至于逐步缺失。

据2010年12月科技部颁布的《中央级科研机构改革与发展情况调查分析报告（技术开发类）》所述，1999～2000年国家对376家开发类科研院所实施了改革，有59家进入大学或转为中介，317家“转为企业”或“进入企业”，其中45家已无实体存在。而实际上，真正“转为独立企业”的开发类科研院所还不到20%。

可见，改制十多年后，随着转制院所逐步消亡，行业共性技术研究的确受到很大影响。一是国家对基础研究投入加大，对应用研究的投入相应减少；二是理应向应用研究倾斜的高等院校、企业虽然对其有所关注，但远远没有到位。

《上海国资》：您所说的应用研究与行业共性技术有何关系？

魏东：产品技术创新研究一般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三个层次。所谓应用研究，大致相当于西药研究的动物实验与临床实验阶段，包括科研（课题）研究及成果转化（含中试）研究。高等院校、企业十多年来所关注的应用研究大多侧重于科研（课题）研究（也称仿制阶段），除一些短平快创新（科研课题研究）项目，绝大多数产品研究仅仅经过科研（课题）研究后，就跳过成果转化研究阶段，直接进入了企业，进行产品开发阶段。

然而，恰恰就在被跳过去的成果转化研究阶段，却是行业共性技术研究的核心阶段，也是技术创新成功与否的关键，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之所在。科研（课题）研究是“知其然”，成果转化（含中试）研究才是“知其所以然”。许多行业共性、前沿、关键技术研究，经过成果转化（包括中试）阶段，其所形成的论文、专利、标准等才更具有水准。

在一些工业领域如电缆行业，本来我们与国际先进水平的一些差距正在缩小，但就因为共性技术研究的缺失，现在反而变得更大了。

共性技术研究缺失很难弥补

《上海国资》：您能具体说说，哪些差距变大了吗？

魏东：关于国内外行业共性技术研究方面的差距，可由一组数据窥其一斑。前年我从科技部一个研讨会上获知，当时科研（课题）研究与成果转化（含中试）研究的经费、时间投入之比，国外为1：10，而我们则为1：0.5，相差整整20倍。而更为重要的是，成果转化阶段共性技术研究的缺失是不可逆的。钱没了可以再去挣，成果转化研究功能丧失了却很难弥补。

以光纤、光缆行业为例，其利润构成是1：2：7，1是指普通电缆厂的成缆技术，2是指拉丝工艺，7是指预制棒。目前国内大部分工厂都在做低端产品，高端预制棒技术并没有攻下来。如按目前技术能力，再过多少年也达不到国际先进水平，单靠企业难度是很大的。

《上海国资》：这也不见得吧？企业作为创新主体，更接近市场。现在好多企业的研发投入，都是比以前有所增加的。

魏东：话是不错。但企业有自己的定位和发展战略，关注更多的是产品创新和短平快技术升级，以发挥其把产业做强做大的优势；在科技创新中，也特别关注那些与自身产业发展战略相匹配的项目，其研发投入的确比以前是增加的。